日前，2023年江蘇省十大新聞評選揭曉。其中，“寺墩遺址等多處考古獲重要進展，‘江蘇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系列成果”榜上有名。

位于常州天寧區的寺墩遺址，是一處以新石器時代崧澤—良渚文化遺存為主體的中心聚落遺址，距今約5500—4500年。遺址以一處橢圓形土墩為中心，周圍分布十余處小型臺地，外圍有雙重水系環繞，總面積約150萬平方米。

1978—1995年，寺墩歷經5次考古發掘，發現4座良渚文化高等級墓葬，尤以3號墓為代表，出土33件玉琮和25件玉璧，聞名學界。

在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的支持下，2019年以來，南京博物院持續開展寺墩遺址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南京博物院寺墩遺址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于成龍介紹，目前已發現崧澤文化墓葬區、干欄式建筑、水井等遺存，出土大量陶器、玉器等珍貴文物。寺墩遺址呈現出崧澤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時期文化形態和聚落布局的變遷，生動反映了太湖地區史前社會復雜化進程，也為討論長江下游區域文明發展模式提供了新視角。蘇浙滬皖的很大區域早在5000年前就同處在一個文化圈，與如今的“長三角一體化”遙相呼應。

考古學家，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教授、博導林留根指出，長江下游，既有蘇州東山村遺址、上海福泉山遺址、常州寺墩遺址、安徽凌家灘遺址，又有浙江良渚遺址，從崧澤文化到良渚文化，整個長三角地區的歷史滾滾向前、高峰迭起，展現了5000多年前“長三角一體化”的浩瀚圖景。

三色彩陶差點失之交臂

紅色、黃色、黑色三彩，光亮照人，漆彩陶壺上腹部繪有兩組絞索狀編織紋飾，構圖精巧、線條流暢，極具飄逸靈動之美。跨越5000多年，第一個將這件漆彩陶壺帶出泥土的人是南京博物院寺墩考古隊工作人員白記。

那是2019年夏季，連續幾日高溫天。“我一個人在挖井。”白記長得并不白，因常年干野外，皮膚曬得黝黑，說話慢條斯理，“頭天，挖了一半，大概2米多，沒有發現東西”。

無功而返，回到駐地以后，白記寫考古日記：水井里未見遺物。而駐地的臨時庫房里卻新添了“寶貝”，溧陽那邊的同事在水井下挖到了彩陶，這大大刺激了白記。

寺墩考古隊另一名工作人員陳鈺補充說：“一米見方的井口，地下2米多，空間逼仄，待久了容易中暑。”

“還好，沒那么嚇人。”白記不以為意地說，“第二天，我又下井繼續挖。挖到4米多，終于帶上來幾筐遺物。”

第三天，6件漆彩陶壺褪去身上的泥土，露出原本紅艷、明黃、黑亮的顏色，紋飾雅致、壺身薄韌，宛如漢代出土的亮锃漆器，驚呆了考古隊的一眾人。

并不知情的白記，湊上去問：“這些又是溧陽出的？”

“不是，這是你昨天挖出來的，今天洗干凈了。”考古工作人員劉乃會告訴白記，引得大伙兒哄笑一堂。

問白記當時的心情，這個靦腆內斂的陜西漢子微微一笑說，“開心，但也還好。虧得當時，再堅持了一下。要不然，就沒它們了。”

目前，最精美的一件漆彩陶壺正在南博展出。

寺墩遺址崧澤文化墓葬出土的玉璜，成半壁形，兩端有對稱小孔。“小孔可以穿繩，玉璜推測為祭祀佩戴所用禮器。”于成龍娓娓道來，2019年至今，墩北臺地范圍內，北部墓地共發現40座墓葬，隨葬品多在二三十件；西部墓地共發現10座墓葬，隨葬品不超過10件。出玉璜的88號墓，共有隨葬品32件。其余31件以鼎、豆、罐、壺、杯等為基本組合，豆、罐、杯常成套出現，共有8件陶豆，形制基本相同，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禮制化趨勢。“與88號隨葬品組合相似，63號墓共出土12件陶豆，大小不一、形制各異。63、88號等為代表的寺墩崧澤文化晚期墓葬，是長江下游史前考古的重要發現。”

一群湘妹子“我為南博修文物”

原汁原味呈現寺墩文物的紋樣，有賴于4位年輕繪圖師的妙筆生花。90后杜鳳燕、黃英和00后李春婷、黎詩婷4人均畢業于湖南藝術學院文物修復與保護專業，杜鳳燕最早來寺墩。

“工作中繪制的器型和紋飾不會像學校學的那么規整。”杜鳳燕說，“我們先手工畫一遍，再在電腦上繪制一遍，盡力還原文物本身的樣子。”遇到問題時，她會向“老法師”劉乃會請教。

干了20多年考古的劉乃會借她一本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潛山薛家崗》。“紅皮書”如今是杜鳳燕的案頭讀物，“封皮還好，就是翻多了，內頁有點卷邊”。

“這點打得亂了。”杜鳳燕轉身，核對李春婷筆下的雙層鼎俯視圖，繼續介紹，畫麻花辮那樣的編織紋，中間用小叉叉來區分明暗；菱格紋，則用打點來表明凹凸……

李春婷去年初來到寺墩，熱情滿溢，“以前看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就愛上了考古，歲月靜好”。

采訪當日正值下雨，工地野外發掘停工，瘦小的黃英蜷縮在電腦前繪圖。她說，自己更喜歡干野外。“之前參與發現寺墩內圈水系西岸有木柱痕跡，一圈圈非常明顯，很有成就感。”

“對！別看我們每天都趴土里，但偶爾還是會有小驚喜。”性格活潑的黎詩婷也喜歡干野外：“1月上旬，白老師挖到一小節玉器，我還請白老師‘讓我摸一下’。讀初中時，教歷史的楊老師很會講故事。我現在干考古，楊老師說替我驕傲，相信以后，我也能講很多歷史故事。”

工作站“五朵金花”里，修復師張琴讀書時就喜歡陶藝，“做陶和修陶差不多。最近修完一個雙耳紅陶大罐，7.5升純凈水桶那么大，一邊耳朵有獸面紋，另一邊沒找到。我用石膏補了一個，像不像一對獅臉？”

雨天，考古工地大部分區域披上了黑色塑料皮，個別地方壓上藍色瓦楞板。劉乃會帶著大狗“黃豆”在值班，朝南城寺方向指了指：“那兒是寺墩殘余墩體。”

透過雨幕，一個高出路面四五米、左右十來米長的土包包映入眼簾。很難想象，這片毫不起眼的黃土下，竟埋藏有距今5000年左右的歷史遺存。

今年，于成龍計劃帶隊在百丈橋、東寺灣做兩條解剖。“良渚考古80多年，寺墩才多久，得接著干！文物發掘、出土、清理、修復、入庫、分析、展出，讓今人看見古人曾經的生活，探尋中華文明的起源，是我們考古人的責任與使命。”

從崧澤到良渚探源寺墩史前文明

在墩北臺地東緣，考古人員還發現崧澤文化晚期的桿欄式建筑，東西長近30米、南北寬約10米，由立柱、橫木、植物莖稈鋪面組合而成。

“植物莖稈中可辨有竹子，有捆扎成束的現象。依水而建的大房子300平方米，可能是棧橋或碼頭。”于成龍帶隊解剖地層發現，寺墩墩體4層以下即為良渚文化堆積、27層至29層為崧澤文化堆積。

初步推測，寺墩遺址的中心區域原始地貌類似馬鞍型，寺墩所在位置下方是個大型洼地。起初，崧澤文化墓葬直接打破生土埋葬。良渚文化時期，先民開始用淤泥填平南部洼地并逐步堆高，形成寺墩底部，又在淤泥上挖基槽、填石頭，形成近80米的砌石遺跡。這種砌石遺跡在杭州良渚遺址的莫角山、烏龜山等墩臺底部也有，應是利于排水的盲溝。

在崧澤文化的層面，先民往上堆筑近2米厚的黃花土，形成今天看到的墩北臺地，將崧澤文化墓地掩蓋。在臺地南部繼續堆高，形成寺墩墩體，最后在墩體頂部造房子。

“寺墩與莫角山的堆筑技法基本相同，寺墩和莫角山的功能也大體相近。或許，那時候，寺墩先民和良渚先民都喜歡堆土玩。”于成龍半開玩笑地說。寺墩頂部發現多條紅燒土基槽，基槽寬近0.5米，按今天農村砌墻磚約25×10×5厘米反推，表明曾有大型建筑。

于成龍分析，從崧澤文化到良渚文化，寺墩大體經歷了5個階段。第一階段：以墩北臺地63、88號墓為代表，器物特征明顯，足外弧的鼎、流行帶把手，成套的陶豆，常見圓形方形鏤空，年代距今5500—5400年左右；第二階段：以墩東臺地崧澤文化墓葬、水井為代表，以外T形鼎足，彩陶、黑皮陶，圓形三角形鏤空等為特征，距今大約5300—5000年；第三階段：器物不太豐富，有側扁三角鼎足、十字形鼎足，大口缸等，大概距今5000—4800年；第四階段，有大量的良渚文化時期遺存，以側裝三角足、內壁有篦隔的鼎、大量的紅陶鬶(guī，古代炊具)為特點，距今4800—4600年。第五階段，墩東臺地最晚的地層出土的陶器，數量很少，形制獨特，以聳肩的陶鬶和淺盤的矮圈足豆為特點，目前還沒有測年數據的支撐。

庫房展臺左手邊貨架上，有一排“石筆”。有的筆尖已經磨損，有的尖銳如初，每根石筆靠近筆尖或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位置都有一周線槽，干什么用的？陳鈺解釋：“這有可能是給玉器鉆孔用的，不過后面我們還要通過相關的微痕研究和實驗考古再做進一步的確認。”制玉工具的發現，說明寺墩遺址內可能存在相關的制玉作坊，只是目前尚未找到。

史前“長三角一體化”的格局與今天非常匹配，從崧澤到良渚一脈相承。長江下游地區，不同聚落間保持密切的聯系，文化面貌趨同，生活方式相似，因此，被專家們認為同屬于“大崧澤文化圈”。

在于成龍看來，南京博物院展出的寺墩彩陶紋樣是用崧澤文化時期特有的編織紋技法展現出來的雙尾鳥形象。“在以蘇州東山村遺址和安徽凌家灘遺址為代表的大崧澤文化圈內，出土有同樣紋飾、同樣技法、同樣顏料的器型。可以說，早在5000年前，長三角是一體的。我國東南地區有鳥崇拜的傳統，江蘇寺墩、浙江河姆渡、安徽凌家灘、上海崧澤等遺址，出土文物可見鳥的圖案。這種圖案影響了后世良渚文化玉器紋樣。”

專家訪談

寺墩與良渚，到底是什么關系

——訪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教授、博導林留根

文匯報：就目前的考古成果來看，最能突出反映寺墩遺址具備崧澤文化特征的遺跡或者遺存有哪些？

林留根：寺墩遺址最能體現崧澤文化特征的，包括地層年代分析、墩北臺地50座墓葬隨葬品，尤其水井出土的6件漆彩陶壺。其中一件三色陶壺，紋飾精美，推測是當時貴族使用的奢侈品。這些都是崧澤文化晚期代表。

文匯報：您如何看待常州寺墩遺址與杭州良渚古城遺址兩者關系？

林留根：在學界，我們所說的長江下游文化，主要有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三個時期。馬家浜文化距今7000—6000年，崧澤文化距今6000—5300年，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這三個階段是連續發展的。

目前考古實證，良渚遺址以良渚文化為主。而寺墩遺址經歷了從崧澤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比單一的良渚古城遺址歷史更加悠久。

上世紀，寺墩出土大量玉器。那時候，有學者提出，良渚古城是良渚古國的“首都”，寺墩遺址是良渚古城下轄的“省會”。

然而，近幾年的考古發掘證實，寺墩經歷了崧澤文化晚期。因此，我認為，史前時代，寺墩和良渚的關系更像先秦時期的吳國與越國，兩者都是長江下游文明中的重要一員，又各具特色。比如，同處良渚文化時期，寺墩出土玉琮為多節，良渚遺址出土的玉琮單節居多。

另外，寺墩出土的大口陶尊(祭酒禮器)，有日月山、三叉戟等刻畫符號，這些是山東大汶口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長江下游與黃河下游的文化交流，實證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

在上古傳說中，中原有華夏民族，東夷、西戎、北狄、南蠻。日月山、三叉戟等是東夷部落首領太昊氏、少昊氏的族徽。從考古實證看，這類刻符確實集中在東部地區，從山東大汶口、莒縣陵陽河、諸城前寨，再到江蘇寺墩。可以說，寺墩刻符為考證東夷等上古部落的遷徙、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發展提供了重要材料。

文匯報：您如何看待5000年前的“長三角一體化”？

林留根：從崧澤文化到良渚文化，長江下游都是一體化往前發展的，只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會出現不一樣的地域中心。

有人誤讀，良渚文化就是杭州余杭良渚遺址。非也非也！“良渚”之名取自良渚遺址，但良渚遺址不等于良渚文化。以良渚文化最顯著的特征玉器來說，良渚古城遺址有玉器，江蘇泰州興化蔣莊遺址、常州寺墩遺址同樣有大量玉器。

良渚古城遺址成功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影響深遠，而良渚文化是分布于整個長三角地區的考古學文化，不能把良渚遺址等同于良渚文化。如果等同了，其實是“圈地”圈小了，也無法準確地反映5000年前長江下游波瀾壯闊的一體化進程。

同樣地，崧澤文化涵蓋長江下游。崧澤墓葬的隨葬器物常見鼎、豆、壺等陶器，斧、錛等石器，璜、玦等玉器，大口陶尊是最具代表性的禮器。寺墩88、63號墓出土隨葬品都在這個范圍內，等級上，寺墩低于張家港東山村，高于常州圩墩、新崗等。

在學界，崧澤文化向鎮江寧鎮丘陵、江淮平原，以及大汶口文化的滲透，被稱為以東山村遺址為代表的“崧澤古國”的西征北伐，其在太湖流域產生的顯著效應是崧澤文化發展為良渚文化，“崧澤古國”過渡為“良渚古國”，良渚文化在長江下游獨領風騷。因此，考古學家張忠培先生會在張家港東山村題寫下“良渚文明之源”，而寺墩遺址見證了從崧澤文化到良渚文化這個最偉大的時代變革。

當然，作為從崧澤文化到良渚文化過渡的代表，寺墩遺址能否與良渚古城一樣擴展為世界文化遺產項目，有待以后考古發掘。城墻在哪？玉器作坊在哪？相較于經歷近百年的殷墟考古、三星堆考古，寺墩考古“還是太年輕了”，很多工作尚未充分展開，仍有不少未解之謎。

文匯報記者付鑫鑫